连同长期暴露在舆论目光下的种种有毒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社会上对饮食来源的信心越来越低落。

所以当时陈云和邓小平都提出我们现在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上，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科尔奈(Janos Kornai)有一个关于改革目标模式的重要发言，提出现代经济的体制模式分为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两大类，两大类又分为直接行政控制、间接行政控制、没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4个子类，科尔奈倾向于选择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作为改革的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既无压力也无动力，于是改革步伐开始放缓。我认为，这多少是对顶层设计的一种误读。这可以说就是当时确定的中国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现在他们已经获准进行宽松商务登记制度的试点。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现代市场经济所必须的法治没有建立起来。

1990年12月和1991年2月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以后，从1991年年中到1992年年中，中国的党政领导人到经济学家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认真探索，最后在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确立了中国改革的目标，这就是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一新的改革共识不是脱离过去的基础重起炉灶，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周天勇：对呀，我觉得国有企业的利润起码要交40%。

找到问题的症结以后，政府自己的收入制度需要改革，自己所占的比重逐年扩大得这么厉害。第二个平，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竞争的起跑线应该是公平的。从哪里入手？就是从削弱三公消费的角度入手，倒逼政府所得的比重下降。第一，平等使用生产要素。

这是第一个，我们原定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第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

慢在哪？哪个地方是硬骨头，哪个地方的既得利益把持得严密，哪个地方的进展很慢。从韩国、日本、台湾的情况来看，所谓的小微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在所有制上划分，实际上它属于收入分配格局一个重要的方面。在我理论的研究中，结论恰好是相反的，国有资本应进入的是公共性的领域，中国这么多老百姓目前没有解决房子。所以要素市场化下一步势在必行。

但是我认为现在社会上的认识没有达到宪法的水平，比如说，关于人权，宪法明确规定，尊重并保障人权，但是，一提人权还有人有疑虑。主持人：政府在社会这一块某些领域无作为。比如《物权法》已经通过了，但是在现实的情况下，把物权看成自由化的思想，仍然存在等等。常修泽：对，但竞争性的，要在竞争中优胜劣汰。

因此，老百姓对此很不满意。主持人：未来10年的改革更具挑战性，需要我们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

如果再加上当今社会腐败风气的存在，产权制度性的缺陷，等等，就更强化了目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竞争中优胜劣汰，这是一种过渡的形态。

首先，我们看国有企业，大概在1995年的时候，国有企业的资产只有5万，但是有八千万人就业，八千万人就业相当于过去城镇劳动力的60%。最近，在2012年1月份、2月份、3月初，我沿着当时邓小平视察的那几个地方，深圳、珠海、武汉走了一圈考察了一下，我这种考察，是用第一手的资料，试图评估我们的改革走到哪，我们距离邓小平构想的目标还有多远。经过33年的中国改革，在克服这个传统思想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但是我要说的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思想，我认为在我们社会当中仍然是存在的，而且有的地方还比较严重，可谓根深蒂固。特别是低收入群体，还有些吃补助的城镇居民，他们的住房怎么解决？他们应该是通过保障房，包括廉租房或者是经济适用房解决，这是政府的职能。所以，首先是程序和规则的问题。但是这里面有个比重的问题。

三是现在整个民主化进程，国内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量也越来越大。主持人：所以您刚才说到鼓励创业创新的机制很重要。

这次家宝同志的政府报告里面，提了五个关系，那五个关系包括市场与社会的关系，那已经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了。所以，按照我个人在《人本体制论》一书的研究的成果，未来中国的改革应是五环式改革。

现在有个说法是国退民进，有一部分人主张国进民退。如果真正能够做到收入及财产的公开透明，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目前政府官员财产所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分配不公和财富占有不公平的局面。

你说要搞市场化改革，但是现在社会对市场化的问题仍有些疑虑和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二是不能把农村的收入差距再转移到城市，这需要在城市防止进来以后没有工作，失业率高两极分化，这个很关键，这也不是一个改革能解决的。主持人：要向它公益性的价值回归。咱们中国的改革也好，越南的改革也好，或者老挝的改革也好，都属于在社会主义这个框架之下的改革。

我们能不能从预算上，把一些退休制度搞成现代的制度，退了就退了，有预算可以增加，没有预算就不能增加。现在热衷于搞微观经济的活动，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以及市场监管方面缺位很厉害。

你为什么要抓住审批权力不放？周天勇：寻租的问题。现在感觉我们国家迫切需要的是社会体制改革，解决社会领域的问题。

关于分配不公的也不光是中国和越南，像去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告诉我们什么，去年伦敦的青年人的骚乱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在欧美这样的国家也存在着经济不平等，特别是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华尔街的大亨们收入那么高，而普通的民众收入这么低，这个问题是市场经济的缺陷。昨天上午中改院院长迟福林教授在中越经济改革比较论坛的开幕式上提出，我国的转型与改革已经到了历史的转折点，启动以公平与可持续第二次市场化改革，决定着我国转型与改革的未来。

这个很复杂，今天我们不专门讨论，这是政治体制改革。同一个起跑线，同一个跑道，现在没有做到。今天展望改革，我觉得担子比前一段更沉重，现在距离邓小平设想的离2020年只有8年的时间，按说22年过去了，任务应该完成2/3，但是我评估，也就是打了上半场，我们还有下半场。昨天大家讨论垄断行业的改革，讨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我们可以深入探讨一下，为什么垄断行业的改革都如此艰难?这里面挖掘下去会发现，在垄断行业里面受到已经占据位置的有关力量的牵制。

但是，另一方面政府该干的事，比如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市场的监督，这些东西存在着很严重的缺位。比如说准入制度不公平引起国有企业的垄断和方便，在市场经济竞争不公平。

常修泽：从理论上说，这是全民的资产。昨天，我在中越改革论坛上讲，中国也好，越南也好，社会矛盾集中在哪？我回答有三条，第一，普遍的社会腐败，而且很严重，中国越南等都存在。

所以，一定倒回来，定一个年限，一年两年政府的代表，官员和公务员全部退出人大代表，你在我怎么监督你呀。比如说，通过教育体制的改革，通过公共服务，增强这部分人的能力。